材料一：赫伯特·斯宾塞是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19世纪50年代，他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倍受英美两国资产阶级青睐。他认为“文明就是人的潜在能力在适宜的环境下的发展”，所以，人应当随生存环境来调节、改变自己，去适应其生存环境。……社会发展是一个生存竞争的过程，……通过竞多，个人、种族、国家分裂为优劣不同的民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基本的社会分类是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前者最突出的特征是强制；而后者则是建立在自愿合作基础上的。欧洲社会将不断从军事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摘编自任丰田《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述评》

材料二：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为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王栻《严复集》

表中的数据反映了（  ）

材料一：明清时，唐宋以来被称做“草市”的新型市镇得到充分发展。据统计，宋代江浙地区在行政中心之外，出现了71个市镇，明代达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市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里。一些市镇的规模与居住人口都超过府县治所，这些市镇充斥着米行、布庄等手工作坊，收纳周边各地民户产品，进行深加工，吸引外地客商。行销远方市场。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文集》

材料二：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兴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香港、青岛等长期为列强占据：上海、天津、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商业区；近代工矿企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唐山、无锡等城市的兴起；郑州、石家庄等因地处铁路枢纽得到较大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侵入把大批商品送进来，只能使人失业，不能使人得业。帝国主义的商品冲击了农村手工业，制造了众多的游民无产者，而新式工厂发展滞后，无力吸引多数游民无产者。“外国商品来得愈多，制造游民无产者的功用便愈大；中国工业发达愈慢，吸收游民无产者的能力愈小。”

——摘编自周谷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等

材料三：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上升至51%。约克郡的城镇数量由1801年的15个增长到1891年的63个。从1820年到1830年，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主要二等城市的人口增长达40%以上，是增长最快的10年。

——摘编自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

材料：中国“近代早期”大约自1550年至1850年的三个世纪。受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社会停滞论一直是历史学界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主流看法，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清中国与西欧之间差别并不如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彭慕兰《大分流》指出：在18世纪，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核心区，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日本的关东平原、西北欧的英国和尼德兰、印度次大陆的古吉拉特等，彼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800年前后也比较接近。它们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而在这些地区中，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绝非具有普遍性，大多数地区的发展方向，即“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之上的。像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还是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成长做了更好的准备。

——摘编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整理

依据材料结合“近代早期”中外史的相关知识，从以上材料中任选一个角度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运用合理、逻辑清晰）

材料一：16世纪欧洲的历史表明……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开始瓦解，为欧洲在17世纪的社会变化和文明进步奠定了基础。17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其近现代历史范畴，社会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基本表现在这三个方面：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社会制度方面的实验和科学领域的革命。

——徐新《西方文化史》

材料二：19世纪的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近）现代欧洲的面貌。工业经济显现出农业经济无法比肩的活力，拥有土地的传统贵族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工业资本家，他们成了现代欧洲的精英阶层。新型社区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居住环境虽然改观，但是自然环境却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总之，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意味着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体系之中，触目可见的是最雄厚的资本、最丰富的产量还有最庞大的野心

——（美）查尔斯•布鲁尼格等《现代欧洲史（4）》

材料一：申不害变法简表

材料二：19世纪中后期，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疾病的流行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强烈反应，工人阶级提出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一批社会热心人士在民间展开各种调查，呼吁政府特别是议会进行干预，解决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议会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调查，并在了解和掌握大量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了多部法律，试图从立法上采寻求解决途径．在1847年以后的30年中，议会相继通过（《河道法令》、《公共卫生法》、（《消除污害法案》等一系列法案。187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条例》，至此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水资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当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之后，政府从指导思想上由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地干预，并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例如，1831年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

——摘编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