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二：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传染病横行，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呼声强烈。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还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国家检疫法》；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卫生改革》

材料：同治初年，曾国藩上奏称：淮南盐课甲于天下，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长江道路不通，两淮票运亦坏。两江总督怡良曾实施就场抽税，但收税极少，现在每年所征课银，较全盛时尚不及10%。现在江路肃清，运道畅行无阻，所有两湖、江西各岸自应设法运盐济售，力图整理。然整顿的困难有二：一是邻盐侵灌太久，江西口岸则食浙私、粤私及闽私；湖北口岸则食川私及潞私，引地被占将近十年。二是沿途厘卡太多。淮盐出江，抵达湖北、江西口岸前，层层设卡，处处报税。……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淮南盐务取得了一定成绩。淮南同治三年上半年共收课厘银506320余两，又收盐厘钱115400余串。而且以往商人完课之外，并不完厘；现在则是厘重于课。在盐商负担日重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尤其可贵。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宣称：“江西销路渐次开通，湖南新盐售销亦颇畅旺。”通过行政权力，强行规定销售价格，从而确保税收，这一做法虽深得朝廷赏识，但无疑显示出曾国藩之对于市场经济调节力量的深刻怀疑。

——摘编自倪玉平《曾国藩与两淮盐政改革》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近代以来，西方人就把中国视作廉价劳动力的无尽源泉。1845年左右以后，厦门、汕头建立起输出苦力的网络，送往美洲，主要是秘鲁的银矿与古巴的甘蔗园。19世纪中叶，苦难的民众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先是出发前被关进棚屋，之后被堆叠在船舱，许多人死于途中。然而这种刺激起来的或是自发的移民浪潮却引起美国工会的敌视，种族仇恨高涨起来。山东与黄河下游的中国农民也纷纷迁至东北定居下来，东北人口由1910年的1500万增至1940年的4400万，同时，广州人、客家人、福建人大批迁往东南亚的法属、英属、荷属殖民地，两者构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口迁移现象。

——据（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整理

材料一：在1843年、1844年、1845年北方各商埠刚开放时，英国兴奋若狂。设菲尔德的一家有名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并声称它准备把刀叉供给全中国。但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器物连看也不看。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

材料二：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曾经这样说：“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品（不合鸦片）竞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

——1852年密切尔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