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37～1839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平均每年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增长到239万镑。……从1846年起开始下降。这一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为179万镑，比1845年降低了1/4。直到185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也只有100万镑，甚至低于鸦片战争前的一些年份。……同时，上海附近的嘉定县，“往昔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仅得往日之半耳。”在广州、厦门一带，也出现因倾销洋布导致妇女纺织半数停工的情况。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时光，有些则去念拜菩萨。……有些女孩则纺织发网和网线餐巾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材料三　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

18～19世纪，英国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同期，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 269万公顷耕地和公有地。1845年以后，圈地运动已近尾声。

——新浪网《圈地运动》

材料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英国处理各种传统的农业关系，要算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哥尔斯密在《荒村》中描述圈地运动前后一个村庄时写道：“甜美微笑的村庄，草地上最可爱的村庄，你的游乐消散，你的魅力褪光；在你的茅屋之间看见暴君的手，荒凉使你的翠绿罩上一片忧愁。”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1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银价的上涨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的铜钱(完税)……1845年银价上涨更甚，御史刘良驹奏称：“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而且“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元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元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二  林则徐于1833年提出自铸银元。光绪初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试铸银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才获准在广东设造币厂。此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1905年，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目的是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两”“元”之争。焦点是用“两”还是用“元”，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两”银币派认为各国应有自己的币制体系，中国不能亵渎国体而丧失主权……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自此，两元之争落下帷幕。……1911年，停止各省自由铸造，铸币权统归中央。……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

——摘编自刘士刚《晚清的货币政策》

材料一  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当西欧封建社会的乡村耕作者仍然受到贵族的种种迫害时，城市中已经建立了秩序和良好政府，确保了人民的自由与安全……每个人以他的城市为骄傲，并且自觉地献身于城市的繁荣。”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为商埠，并允许英国在广州派驻领事。1861年，英、法在广州沙面设租界，以后陆续兴建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教堂、邮政局、电报局、医院、消防班、清洁队等公共事业机构，还有公共娱乐设施如沿江公园(英法各一个)、网球场、影剧院等。1862年，华侨黎先生在广州创办“万隆兴行”，经营进出口业务，是近代华侨投资之始。1879年，华侨卫省轩在广州文昌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

——据《广州历史大事记》整理

材料一：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1838年8月至11月，琦善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据传因与义律（英国代表）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岛，赔款六百万银元，而被道光帝革职查办。当时的一些论著谈到琦善的举动时，采用了“贿和”（指琦善接受英国贿赂签订和约）的说法。

材料二：琦善致义律的照会：“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龃龉。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致绝贸易。本年贵国前来乞恩，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上干天怒。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在天津时，叠奏贵国情词恭顺，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嘱令交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划，未可专顾一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