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材料一：1954年6月，周恩来抵达印度访问，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谈话，具体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指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在印度期间的多次谈话中，周恩来都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将这些原则贯彻到国际关系中去。

——摘引自吴玉才《1949-1956年间的中国》

材料二：新世纪开始以来，国际形势迅速发展和激烈变化，世界人民继续强烈呼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旺盛的生命力浙和新的历史任务。

面对冷战结束以来种种有悖于人民愿望的形势，和平共种处五项原则已经并且正在启发人们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引导人们进行新的多方面的实践。在这方面，已经有种种有益的尝试。

——摘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的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禁运阻塞了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开放的途径。在当时条件下想要全方位开放是不可能的。为了突破封锁，争取国际支持来加快经济建设，新中国采取了务实的开放态度：只要承认新中国，就可以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通商贸易。当时主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50年代初，中国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同时聘请苏联、东欧专家来华，派出留学生学习。

材料二：1979年7月，宝安(深圳)开始建设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蛇口当时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没有现代通讯设施，需要建造微波通讯站，可是微波通讯站的建设却遭到诸多阻拦。中央领导得知后就此指示邮电部特事特办，给蛇口安装进口的专用交换机，电话可直拨香港。次年，有个港商想在蛇口投资建购物中心。然而外汇商店历来由国家经营，对这种无章可循的事，谁也不敢批准。在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的反映下，中央又一次帮蛇口解困，专门发文给广东经济特区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1982年6月购物中心开业，很快这家店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