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以前，普通百姓的卫生管理概念十分淡漠，“时疫盛行，死亡相继”。进入近代，西方人在租界设立医院，使用西药与手术等治疗手段，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现代医学、卫生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近代士绅精英在与西方人接触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共卫生观念的认同，认为清洁卫生带给他们自豪与强盛的民族心理。1905年，清末新政期间卫生司的设立，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的卫生行政就此起步。1910年，爆发于东北的东北大鼠疫真正使卫生行政事业和卫生观念深入人心，清政府专门颁布了《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火车防疫章程》等，地方卫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培育了大批医学卫生人才。“卫生”作为现代化、科学化的代名词，逐渐深入到乡村乃至家庭之中。

——摘编自张新冉《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兴起》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迫切需要通过树立现代卫生观念来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虽然设置了国家、省、地（市）县等各级卫生机构，但也设置了企事业单位和军队系统的卫生机构，机构重合现象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把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作为重点，但人们的卫生观念仅停留在生物医学的层面，并没有实现向以健康生活为目标的转变，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重治疗轻预防的局面成为人们卫生观念进步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部门并未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认为“公共卫生就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其他行政部门、社区村镇并未把与健康有关的工作提上日程。

——摘编自冯显威、陈曼莉《现代公共卫生的概念特征及发展方向研究》

材料一  ……中国法的界定十分模糊，倒是皇帝圣旨、朝廷法令、祖宗遗训更具威力。因为法自君出，皇帝钦定法律，皇权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法律遇到开明皇帝有些用，一遇到昏庸暴君，无法无天，所谓“人亡政息”。……这遗风流传至今即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拟法不严，徇情枉法。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

材料二  “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为”。

——《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1954年宪法既确认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又在原则实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它记载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胜利成果，又总结了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纲领》。1982年宪法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在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曹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