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摘编自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式判断一以中美苏三方文献档案对比研究为视角》

材料二：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共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才刚结束，如果不能在1954年阻止印度那战争升级与扩大的趋势，新中国的财政将会雪上加霜：此外，新中国也面临着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逐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恐惧”，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也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中国的安全防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摘编自孙天旭《浅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下中画外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