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作为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相连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巩固政权和保障经济建设。在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不能再经常搞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他针对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法制工作中的问题明确地指出，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特别要抓紧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工作。要加强法制宣传，培养人民的法律意识。党员干部带头遵守法制。凡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犯了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一律要追究法律责任。

——据《董必武传》等

材料一：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最终解决贫穷落后，才能最终解决农民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体制。农业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产品，降低了工业发展成本。1953～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中，由农业及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等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材料二：

1978年后，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再完全通过计划的手段来调节城乡关系，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趋向并没有立即改变。当农副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已能够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农民和农村主要通过直接投资（乡镇企业）、提供劳动力等方式，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以上材料改编自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等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据表可以推知，“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