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陈嘉庚（1874—1961）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1894年，陈嘉庚就已开始在家乡厦门集中建立惕斋学塾。他所创办的学校，纵的方面包括幼儿园、男女小学、中学到大学；横的方面包括普通中学、师范、中专、大专。就地域而言，他主张“大学生不分省”，从国外归来的侨生一视同仁。

民国初期，他就指出：“今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民心耳”。他认识到“概民智未启，则共和之基础终无由巩固。”他曾说：“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细”，陈嘉庚久居南洋，发现南洋华侨约1200万，其中不懂祖国文化已经“外化”的就有50万，这让他忧心不已。

据统计，1904年到1931年间，他的总支出共1321万元，其中捐款各类学校教育费就占837万元，加上办学利息380万元，占总支出的92%。据统计，他一生中捐献的教育经费总数达1200万元，相当于他的实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

——方式光《论陈嘉庚教育思想的特点》

材料一：1869年底，明治政府举行铁路工作会议，确立了“官设官营”原则，聘请英国人李泰国在伦敦发行公债来筹集资金。李泰国乘机渔利并擅自以日本关税作担保，明治政府愤而解除了契约并决定不再依靠外资修建铁路。由于缺乏资金，明治政府鼓励私人投资铁路建设。很快出现了大量私营铁路公司，资本数量也超过了国有铁路，可观的收益吸引了大批投资者，推动着日本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铁路首次军运在甲午战争时期，战后军部成为推动铁路国有化的重要力量。日俄战争胜利使日本出现新的投资热潮。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铁路的分散经营产生矛盾，1906年，内阁提出的《铁路国有法案》在议会通过，全国较大的17个私有铁路公司被收归国有，价格相当于原投资的两倍。

——摘编自祝曙光《试论明治末期日本的铁路国有化》

材料二：1911年6月1日，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旨论”。6月14日，清政府“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签订借款为六百万英镑，利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保，川汉路改用美、德总工程师。”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全国，特别是川鄂湘粤四省爱国同胞的反对。……清政府派端方为督办严令：“凡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旨论罪。”并强占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大肆抢劫。同月盛宣怀、端方电称“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并称“公司现存股款，由政府提用”。从此保路风潮进一步扩大。

——摘自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最初从兴办乡农学校（不久改称民众学校）、成立农业合作社、改良农业这三个方面展开，体现的正是上述培育现代合格村民的思路。他创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采取了兴办乡农学校的方式来实施村民教育。1932年1月，训练部派师生300余人分赴各区乡，兴办乡农学校。这年冬天，全县共办起乡农学校91处，参加学习的村民3996人。乡农学校起初设在条件校好的大村，每区5—8处，后来发展列几个小村合办。乡农学校接受研究院指导，学校辅导员全部由训练部学生担任。村民学习以3个月为期，课程为三民主义、精种陶炼、识字、史地、乡村自卫、农业科技等。除正规乡农学校外，一些村立小学还附设了乡农夜校，教育对象为全村男女老幼，学习内容为识宇、时字、农业知识等。截至1933年冬，全县共开办了156处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共5241人。另外，一些村还设立了女子部或女校，向农村妇女传授家事、卫生及育儿知识。

——宋乐颜《邹平的成年教育》第15期，1937年4月16日

材料晚清以降，国人科技意识因“师夷”而增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冲决专制制度和伦常之网罗，接引“西学”以启蒙。进入民国，各主要报刊加入对《临时约法》的大讨论，民主与科学思想得以倡扬。北洋军阀上台，妄图复古倒退，陈独秀等奋起反击，掀起新文化运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学者侧重于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演变历程分析，也有的侧重于从1915年前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分析。

——据李侃等《中国近代史》整理

阅读材料，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您侧重于哪一种观点？试结合相关史实扼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