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性及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的幸福不在天国而在尘世，不在来世而在现实生活世界，在现实生活世界……这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的态度和行动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灵魂。“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已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名言。

——韩庆祥、王勤《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

材料二：尽管新文化运动深深受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影响，但它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与文艺复兴运动带给西方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新文化运动复兴的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精华，而是西方传统的内涵。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思想，在这场运动中反而被打倒了，至少说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减弱了。

——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既一脉相承又有革命性的发展。尽管启蒙思想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创建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它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即创建一个符合人性和人道的社会。

  ——程倩春《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据此可以得出（   ）

材料：1916年，主张废除中医的领袖人物余云岫（余岩）撰著《灵素商兑》，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其后又持续著文力倡西医学、力主废除中医。思想文化界包括梁启超、梁漱溟等，在反思与批判传统文化时，也都对中医理论及中医实践中的庸医与迷信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判。

深研中医的文化学者杜亚泉著文回应，主张中西医相互借鉴，以中华文明融汇外来文明。中医名家如陆士谔、陆渊雷、杨则民等，开始持续著书立说，回应挑战，主张发挥中医药优势，实现中西医药并存。

——摘编自张可荣、李艳飞《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的文化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医存废之争”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革命党人。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摘编自张玮：《历史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