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早在甲午后，应诏陈言的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强调，为造就有用的人材，传统的教育制度必须改革。1901年，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考试要考试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度除八股文章；将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1904年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1905年，清廷下令停止科举考试，科举的废除加快了学堂建立的步伐。到1905年，除去教会学堂，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学、师范、专门学校等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达25万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作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学部，于1905年正式设立。这样，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是19世纪晚期中日两国应对各自民族危机，进行的救亡图存运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的起点。

——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日本明治政府曾以公历取代农历，元旦代替春节，改革服饰、发式和饮食习惯等。一开始，“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尤其是思想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则从《论语》里寻找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即“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文明与文化“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大稻埕设立西学堂，聘请英国人布茂林、丹麦人辖制臣为学堂教习，讲授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数、理化之学。另聘请汉教习两人，教授中国经史文字，并兼任学生监督。西学堂首批招收64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刘铭传上书朝廷说：“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可用。而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亦不患任使无才。”1886年，台北与大陆的海底电缆铺通，刘铭传遂于1890年设立电报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教授电报技术。刘铭传还曾经筹备建立日学堂，培养一批能阅读研究日本情报资料的人才，以防范日本入侵，但随着刘铭传的卸职，筹建日学堂的计划破产。

    1890年，刘铭传在台北大坎抚垦局设立番学堂，课以汉文、算数，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每三日，导之出游，以与汉人晋接，消其顽犷之气，生其观感之心。刘铭传本人也常到学堂检查，对成绩优秀者以生员例给予“番秀才”的称号，以示褒奖。

——摘编自胡海印《论刘铭传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台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