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00年以后西方各国与清政府重订条约，清政府力争撤销领事裁判权，而列强藉口中国法制不完善、太落后，不能保障其国民利益拒不同意。中国此时对国际法有所了解，知道主权的重要性，因而也不相让。1901年中国第一次表示要进行法制改革，1903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先后译出了德、日、法等国的法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制定新法的工作。

——摘编自高其才《领事裁判权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

材料二：已从1906到1908年在日本顾问冈田的帮助下，更定刑名，删除凌迟、袅首、戮尸等酷刑，完成了《大清新刑律》并预定1913年实行。它以“折衷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又“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基本宗旨。此外还未用西方国家法律中的罪名法定主义、犹豫制定（缓刑）和假释制度等。

“往昔律书体裁最专属刑事，而军事、民事、商事以及诉讼等项错综其间”。沈家本主张应“随乎时运之递迁”而改革法律结构，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等部门法与单行法规，但大多因清朝灭亡而未及颁行。

“政刑之权丛于一人之身”。沈家本认为“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1907年在法部的主持下，创设审判厅于东三省，并试办于直隶、江苏两省。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