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材料二：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

——沈永刚《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