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01年7月，张之洞上呈《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西法十一条折》和以前上呈的两折并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张之洞建议在京设一农政大臣，专门负责考求督课农务，在农政衡门内部设京师农务大学校，多翻译西国农书，并提出了修农书的四条办法∶一是劝农学学生赴日本或欧洲农务学堂学习，学成回国充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二是劝官绅将农学诸书广为翻译刊刻，分发各州县，每县设一劝农局，邀集绅董讲求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因地制宜种养，种养的法者给奖，地方官不得举办农政者，照溺职例参革。三是导乡愚，即购办新种子器械，先办试验场，然后发给全省，令民间试办，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次第推行。四是垦荒缓赋税，即鼓励开垦山地、海滩地、州地，种植林木、杂粮，悉听其便，不必强令开作稻田，以开辟地利。十年之内，概免厘税。

——摘编自黎仁凯《张之洞与近代中国》

材料：国籍立法，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国家。1840年以前，清朝厉行海禁政策，实际上剥夺了海外华人的中国国籍，自动放弃对他们的管辖权和保护权。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欧美列强就海外华侨国籍归属问题频发冲突；同时，海外华人入籍者日益增多，清朝官员们对此 日益重视并上奏要求中央政府加以解决。1908年，荷兰当局强迫印尼华侨入籍，受到当地华人激 烈反对，中荷外交斗争又起，此次双方均试图以国内立法作为谈判基础。由于荷兰当局加快了立 法行动，清朝的国籍法在拖延数年之后，突然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颁布实行。宣统元年（1909年） 闰二月七日，清政府正式颁布《大清国籍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国籍法。从这时开 始，海外华侨的国籍归属有了法律依据。但是，荷兰并不接受，经过数年交涉，以中方妥协而 告终。 

——摘编自袁丁《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的产生》 

材料一：秦朝奉行“以法为本”“事断于法”“重刑处断”等司法原则，诉讼审判的程序和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汉代沿行秦时的证据制度，较为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在司法领域出现了体现儒家思想的“春秋决狱”制度。唐代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法律与制度，死刑复审制度化、法律化。由宋迄清，古代司法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备，并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司法制度，如两宋的“鞫（审问）谳（检法议刑）分司”。明朝的宦官组织和皇帝亲军直接参与司法活动，司法畸形化发展。清代创设了一些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管辖。

——摘编自张晋藩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

材料二：1902 年，清廷下令修订现行律例，要求“按照（与列强）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此后七八年间，颁行了《公司律》《破产律》《奖给商勋章程》，编成了《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等 。

1906年，清廷改革官制，仿西方“三权分立”之意，明确大理院“专掌审判”。1907 年，命在京师和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在省会及商埠等地分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等审判厅，于各审判厅内增设相应的检察机构。清政府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 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的多个阶段，这昭示着我国法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我国正走向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阶段。可以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 期，我国正在经历一场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革命。

——摘编自陈卫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 慈禧太后、奕诉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上台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以1863年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实缺，湘军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几乎垮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进行改革。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 1898年光绪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节选）

在朕看来，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

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

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

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材料  1901年7月，清政府按照在辛丑议和过程中西方列强的要求，谕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在六部之前，并简派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机为会办大臣兼尚书。从此，外务部便取代总理衙门成为清末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外务部的设立，首先由西方列强提出，适应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的需要，对于清政府而言，有被迫无奈的意味。清政府把外务部列在旧有六部之前，意在向西方列强表明一个特别重视“邦交”的态度。……外务部中不分满汉、一尚书二侍郎的行政官员配置，打破了旧六部满汉各有一尚书二侍郎两套班子的官制模式，为后来中央机构的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