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任封覆大支的时间内，直接指挥中法战争，反对撤兵议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规”的正确主张；辛丑事变中，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造径解决争端。实业方面，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提出“图自级，脚外待，战利权，存中学”的主张，另外一件是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螺丝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就近代工业化企业，把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他力主广开新学、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等，构建了一个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域向州县的现代教育体系。纵观张之润的一生，毛泽东曾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态记张之洞。”

——摘编自范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

材料：清朝的司法机构基本沿袭了封建旧制,中央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掌审判、复核和监察,地方审判权由行政长官兼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19世纪末,清政府已经认识到丧失司法主权的危害性,1902年清廷下诏“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改。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906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不再具有审判职能,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1907年,在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府(直属州)设地方审判厅,州县设初级审判厅。清政府还引进了西方近现代诉讼制度,承认律师制度的合法性,确定了审判公开、允许辩论等原则,并明确了预审、合议、公判、复审等程序,初步规定了法官、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

——摘编自贾孔会《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刍议》

材料一：近代中国铁路修建权多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这些铁路不但被这些国家经营，路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京张铁路则与之相反，在当时这场中外铁路利权的争夺战中，中国最终取得了自修京张铁路的胜利，“不但建筑之资本为国有，建筑的计划亦是我国工程师所计划”。京张铁路沿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尤其是八达岭居庸关附近，需要开山凿洞，工程艰巨，但詹天佑先生创造了人字形路线解决了关沟段通车难题。通过修建京张铁路培养了大批的铁路人才、传播了铁路技术，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姚兴哲《晩清京张铁路自主修建政策的由来》

材料二：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詹天佑毅然公开出面抗争。1911年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粵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并公开致电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要求两公司协同抗争保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詹天佑在主持粵汉铁路建造的岗位上，不断以铁路建设的新成就，表达他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詹天佑也以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丰富的学识与在铁路工程界的威望，支持孙中山的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詹天佑还积极帮助孙中山制作详尽的规划与措施，认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意见。

——摘编自经盛鸿、孙燕《詹天佑与辛亥革命》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