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情感油然而生。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材料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还最早表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于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转引自《光明日报》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

材料三：1924-1927年国共合作实际上是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民族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是所谓“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战争即为这场革命最具体的实现手段。北伐战争这一军事统一行动，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社会民族主义观念广泛发酵，多数社会大众对国家统一运动明显抱以期待和欢迎的态度。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四：日军侵华暴行，没能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烽火在各地燃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唤起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新的民族觉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沈祖炜《抗日战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请回答：

材料一：“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

材料二：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19世纪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

——《全球通史》第十六章

材料三：“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

——马克思《中国纪事》1862年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清政府制定第一个协定税则，主要进口货的税率比以前粤海关的实征税率降低了一半以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提出值百抽五的原则，再次降低税率。但实征从未达到5%。1902年修订协议后，进口货平均实征在3.2%左右，成为举世罕见的最低税率。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开始就由外国在华的洋行垄断，不但进口全部由洋行经营，即使出口，也是中国将商品卖给口岸的洋行，而非运销国外，洋行雇用华人做买办，建立买办制度，并通过买办建立了通商口岸到内地城镇的商业网，为洋行推销洋货和汲取出口物资。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除鸦片外，并未能很快在中国打开销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取得内地航运通商和免纳厘金等特权后，市场才逐步扩大。1895年甲午战争时，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一海关两合1.558银元）。而入超达2840万海关两。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的对华贸易也急速膨胀。

材料二：在中华民国时期，经过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群众性的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与列强协商，于1929-1934年四次修订税则，进口货的平均实征税率才逐渐提高到27%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国际贸易业日兴，分享部分利益，但未能改变洋行垄断的局面。1936年，国民党政府应外国政府要求，管制锑、钨等战备物资作为偿还外债之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易货偿债范围扩大，国民党政府管制了所有重要出口物资，出口贸易遂大部转入官僚资本之手。全因东北市场被日本占领，以及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贸易额锐减，到1936年仅有10.5亿余海关两。

——均摘编自陈晋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

西方中国观的变迁

——摘编自邱世兵《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历史变迁——略论西方的中国观的演变》

从上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

（要求：中外关联，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提示：可以提取4个时期的完整信息，也可以提取2个及以上时期的信息进行答题。）

材料一：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材料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是屡遭挫折的、扭曲的、失败的、屡次失去发展机遇的……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如何避免或减轻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反抗外敌入侵，而是改革国家政治，使国家民主化。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清朝前期与周边国家大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即“宗藩”关系。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没有设置专管外事的机构，凡有对外交涉事宜，均交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如有重大交涉事件发生，则派钦差大臣负责办理。

1844年，清廷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一切对外交涉事件。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街门，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构造了近代外交机构的雏形。

1877年，应英国要求和两国交往的需要，清政府在英国设立使馆，迈出了创建使领制度的第一步。郭嵩焘在屈辱中就任驻英国大使，揭开了近代中国向外遣使的序幕。

1901年，依据《辛丑条约》，清政府设立外务部。成为完全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外交机构，中国外交走向正规。民国初年，政府按照西方模式对外交机构进行了组织现代化和人事专门化改革。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完成。

——据《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转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