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迫打开，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以英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国渐渐萌生了主动加入世界体系的愿望，而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了解和熟知国际社会成员之间业已形成的一套规范制度。······《万国公法》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得益于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丁匙良。······丁韪良着手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事件和努力得到了清廷政府的支持。······总理衙门认为翻译《国际法原理》，试图了解国际法的动机是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客观需要，合情合理，应予支持。

——《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影响》

材料二：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一  18世纪60年代，为了保护棉纺织业者的利益，英国国会通过法令，禁止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输入棉织品。这一政策的变化对东印度公司冲击很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公司不得不对其经营方向作出相应的调整。17世纪，茶叶最初输入英国的时候，只有公贵族才能享用。18世纪中叶以后，在伯克郡斯特雷特利一个年收入约46英镑的六口之家，每周固定消费2盎司茶叶。

18世纪中叶以前，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有所发展，但公司在东方的贸易重心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印度的棉纺织品是公司经营的最主要的商品。18世纪60年代以后，公司逐渐将其亚洲贸易的重心转向中国，茶叶贸易成为公司最大宗的业务

——摘编自谢瑞育《1834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研究》

材料二  在英国的家庭中“我把茶壶坐上了”是一句对忙碌一天、疲倦归家的主人极好的关切话语，饮茶成为了英国人享受悠闲的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方式。英国著名的茶叶研究学者艾伦·麦克法兰甚至说：“中国的茶叶缔造了大英帝国，没有茶叶，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英国的现代文明。”

18世纪中叶，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力发展对华茶叶贸易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实行严格的限制贸易政策。为了打破贸易地点和对象的限制，东印度公司汉文翻译洪仁辉就决定上京告御状，状告广州贸易制度的不合理。为安抚英人，清政府宣布各种规费一概删除，合并征收，但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和行商、保商制度维持不变。1793年，当马戛尔尼首次以英国大使的身份访华，马戛尔尼使团的目标不仅仅是为英商排除贸易障碍，以便利英国对华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的发展，而是要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中英关系，但被清政府当作贡使接待。到19世纪30年代，很多英国商人都主张以炮舰对付“野蛮”的中国人。

——据周重林、太俊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等整理

材料：清前期，清政府只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等处设立四个海关，制定海关则例，管理上限制甚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订立的《中英江宁条约》及其附件确定中国海关税实行协定关税。咸丰九年（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H.N.Lay）被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自此外国人把中国上海海关管理体制推行到了全国各口岸。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借款都规定以中国关税税款为担保，由总税务司直接从关税收入中拨付债息和赔款，所剩关税才能由清政府支配。清政府关税主权的丧失给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财政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摘编自齐海鹏、孙文学、张军编《中国财政史》

其中，1848—1852年与1843—1847年相比，英国制造品输华年平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

材料：如表 厦门城市发展大事记（部分）

——据丁国炎等主编《厦门简史》

根据所学知识，整体把握材料信息（三条以上），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