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漕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明代对漕运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由于运河不通，北运漕粮多取海道。永乐即位以后，迁都北京，罢海运，转河运，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为有潜地区。明初，潜粮无定额，每年多寡不一。成化八年，始定年漕运额为四百万石，这一数额为清初所沿袭。一年一度的潜运往返时间较长，为了不耽误次年漕运，宪宗时，规定各有漕省的漕船必在九月初一以前抵达京师。世宗时，进一步具体规定南方各省漕船的出发和过淮时间。景泰二年设漕运总督，总理漕政，下辖各类漕运官吏和漕司，领十二把总，由十二把总率卫所屯丁分运各有漕地区漕粮。明代漕运，朝廷规定可以附载其他货物，业城镇的兴起。沿途出售。漕运中的这一现象，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并推动一些商业城镇的兴起。——摘编自《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等

材料：洪亮吉（1746-1809年），乾隆五十五年进士。1793年他在对黔地进行考察后写出了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治平篇》，文中（他）指出，“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曰：君、相有法乎？曰：移民开荒、轻徭薄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开仓赈民，如是而已。……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但在“多子有福”的传统观念下，“其学说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

——摘编自张荫麟《素痴集》等

材料一：（明清）除宋元以来的旧城市有所恢复和发展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城市。15世纪全国著名的大中城市即达30多个……明中叶后，还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城市。……明代的大中城市较多，城市人口增长较快。如扬州在明初一度仅剩下18户，但到明末城市人口则达80万余。……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规模也普遍扩大。

——节选自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

材料二：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城市完全处于封建皇权控制之下，1908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设置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近代工矿企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唐山、无锡等城市的兴起。上海、天津、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商业区，发展迅速；而中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松江、朱仙镇日趋衰落。

——摘编自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

根据下边两幅图片，可以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