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康熙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今甘肃陇西）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各地的官吏又害怕清朝政府催逼，往往少报多留。……为了稳定收悦的数额，确知人丁的实数，特别是因为山陕一带部分农民在赋役逼迫下的四处流亡，“任意行走，结成党类”，对清朝的统治不利，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即以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以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

雍正五丰，（官员）田文镜上疏，请将苛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例例议处，衿（秀才）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提出，他只考虑绅衿欺凌佃户，却没有顾及佃农拖欠地租及欺瞒田主的问题，命再议论。于是定出田主凌虐佃户及佃户欺瞒田主之例，规定秀才监生“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制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制罪。至于奸玩佃户，拖欠租课，欺瞒田主者，照律治罪，所欠之租，照数返给田主。”清朝法律，凡人之间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冯梦龙（1574-1646年）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通俗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在传奇《酒家佣》的序文中曾这样说道：“世人但勿以故事阅传奇，直把作一具青铜镜，朝夕照自家而孔可矣。”他的那些记录当时的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

——摘编自《冯梦龙通俗文学观浅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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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胡雪岩（1823-1885）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商界人物。他以开钱庄起家，办药局，开丝行，贩运粮食、军火，坐收渔利，迅速成为商界巨擘。他会逢乱世，结缘权贵，纳粟助赈；延洋匠，引设备，参与洋务；筹饷械，借银款，力助左宗棠西征；开设国号药局，声名远扬。后因功受左宗棠保荐，获得朝廷特赐二品顶戴，特准紫禁城骑马。

    胡雪岩的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甚至被尊称为“商圣”。连鲁迅先生也称其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商人”。胡雪岩在为人处世方面有许多常人所不及之处，对人情世故了解得通透，手腕活络，方圆兼具：善于笼络人心，并投其所好；能以宽和博取信任，以博爱网罗人才；笑脸巧迎人，懂得慷慨也善于回收。他有自己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经营艺术：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局，并善于造势；商业眼光独到，果断涉足能赚钱、赚大钱的大生意；善于识人、用人；善于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善于做招牌、做场面；热心公益事业，融商业活动于国家大事之中。

    胡雪岩从一介布衣一跃而为富可敌国的“大清财神”，创造了一个传奇。——摘编自杨茜彦《胡雪岩的启示和智慧》

材料：清嘉庆、道光时期，淮盐“凋敝至极”。道光十年，朝廷升任江苏巡抚陶澍为两江总督兼署两淮盐政，对两淮盐务进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陶澍认为“盐引所以难销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积渐成多”，他通过裁浮费、减银窝等方法，使盐价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较之私盐降价，尚属悬殊，不足以私”。为进一步降低成本，陶澍决计加斤减价，即在原来每引数量基础上，增加一定盐斤，作为对商人的补贴，不收取税课。同时强调，“盐法首重缉私”。针对不同类型的走私，陶澍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陶澍认为：“经盐务大小衙门十二处，节节稽查，而并无稽查之实，徒为需素之具”。主张：“应交运司悉心查覆，可删者删，可并者并，以速商运而免羁延。”

    在盐引制度下，引商控盐，商人没有盐引则不能销盐，为了畅销淮盐，陶澍废除引盐制，实行票盐制，商人只须凭票即可筹运，同时放宽了淮盐行销范围，规定商人可以在整个票盐区内自由运销。——改编自《陶澍盐务改革及其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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