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冯梦龙（1574-1646）从“六经”经典出发，认为“六经皆以情教也”。情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万事万物由情构成，万物因为情而生生不息。在《情史序》中，他说：“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善读者可以广情，不善读者亦不至于导欲。”有后世学者认为：“六经于情，是约之以礼；而梦龙要导的情，是本性之真情。”无论是谁，当看到他的作品时，都能够变无情为有情，变私情为公情，最终形成一个“有情”天下。冯梦龙对妇女守节表现出赞赏，但在“三言”中，冯梦龙对那些已婚妇女再嫁、婚外恋情也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在“三言”里，冯梦龙歌颂的是青年男女自主选择的爱情婚姻，对那些阻碍青年男女爱情的势力给予了批判。

——摘编自张园园《冯梦龙情教论与三言婚恋题材研究》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僧人可不服兵役，不向朝廷纳税，不受世俗法律的管辖等。佛教寺院在接纳信徒的捐施后，通过无偿赈济的慈善活动和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的结合，从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引导庄园经济向最有利于实现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因果报应、普度众生的宗教性理念，使寺院的借贷资本具有了神圣性，能够激励借款者提高努力程度还款，不然，就会受到神力的惩罚，转世为畜生。这使得寺院放债有时虽不立文契，仍能按期收回本利。但从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互动关系来看，单靠宗教信仰来建立商业信用是不够的，还要借助质押、抵押、担保以及血缘、政府律法等世俗因素的力量。

——摘编自周建波《佛教信仰、商业信用与制度变迁——中古时期寺院金融兴衰分析》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杭州的金融市场上，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典当、以汇兑起家的票号、以贷放业务为主的钱庄和股份化综合经营的私营银行因业务各有侧重，制度各具特色而活跃。杭州钱庄主要由浙江宁绍商人和杭帮商人开设经营，其中宁绍商人占比最高。杭州典商投资经营的主体是徽商和杭帮商人，如徽商胡雪岩经营的包括杭州在内的江浙两省共有26家典当。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在中国国门洞开、中外贸易日益增长的大环境中逐步发生变化。

杭州的典当、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在上海国际贸易和金融地位逐步确立及金融风潮的迭变环境中盛衰起伏。而杭州被迫开埠通商、划定租界及共同抵制外资力量创建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成立。兴业银行设立了股东和股东会、董事和董事会、监察人、总办事处、总行、分行、支行等各类机构。

——摘编自刘梅英《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材料一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这一事实。所运销的，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于貢（卫国大商人、孔子弟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以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較浅的。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从农村上市的绝大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20到30个村服务。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19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天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断市场。

——摘编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王徵（1571一1644年），字良甫，陕西泾阳县人，明末著名科学家。1616年，王徵入京参加会试，结交了传教士庞迪我等人。1626年，王徵撰写《诸器图说》记述其已造和未造的虹吸、鹤饮、轮激、风磨等八种日用生产机械。次年又与传教士邓玉函共同翻译、编著《奇器图说》，该书是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力学及机械知识的中文著作。王徵认为“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在扬州任职时，他主持改造漕河水闸，以放水救秧；创制打捞机械，以捞取坠入高邮湖底的堤石。1634年，王徵在家乡创立天主教慈善团体“仁会”，意图以善举“补此有憾世界”。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力邀王徵为官，王徵以死相拒，绝食而亡。王徵对传播西方科学、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卓有贡献，被誉为“南徐（光启）北王”。

                 ——摘编自田淼、张柏春《王徵——欧洲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者》

①生产遍布全国各地

②降低了生产成本

③制造工艺更加复杂

④扩大了原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