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病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漳月港开海，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朵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诏：“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統，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亥，中国自开商埠（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一：乾隆年间“（人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仅江苏镇江木渎镇“烧锅（造酒）者已二千余家。合计日耗米万石”。为此，乾隆帝“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靡费米粮”。官员规谏乾隆禁酒之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实不可以轻举”，乾隆认为“自有酌量”，不愿也不需交群臣商议。江苏、河南、山东等省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尽毁曲酒工具、民间自用一概禁绝等作法，引起民怨。乾隆对于要求放宽禁令者，一概不准，也不赞成过激行为，官员左右为难。整个乾隆时代“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以数计”，禁酒政策效果微弱。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

材料二：1829年，英国禁酒运动开始。中产阶级希望通过禁酒将他们推崇的“自律”“自助”等价值观灌输给工人阶级，他们宣扬工作是成功的关键，饮酒滋生懒惰等恶习。中产阶级建立禁酒厅，开放俱乐部，方便工人社交。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些价值观。1832年一1853年，运动进入绝对禁酒阶段。 工人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禁酒组织，接过禁酒运动的领导权。这些组织宣扬“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品德”，很多工人在宣传的影响下开始努力攀爬英国社会的阶梯。这一时期，作为“全民酒”的啤酒人均消费量急剧减少。酗酒被英国人普遍视为不可接受的恶习，直至今天仍是社会的主流观念。

﹣﹣摘编自许志强《19 世纪英国禁酒运动与工人文化转向》等

材料一：平遥票号日升昌名扬九州，享誉全球……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使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王夷典《日升昌票号》

材料二：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组织上有新的变化。唐宋的飞钱、便换，至此形成票号、钱庄。行、团等行业组织发展成会馆、公所。这种行会性组织对本组织之外新设店铺有严格的限制﹣﹣需有人作保，交纳很多的银两作公费，并宴请同业，否则不准设店营业，对内控制也较强，规定了行规，违反行规者开会议罚，对外争议由本行“董事”出面交涉。所有这些特点都标志着城市商业已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

﹣﹣摘编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