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陈献章（1428年～1500年）世称“白沙先生”，由于科举屡次落第，毅然放弃科举，潜心于学问，他是明代学术思想转向的关键人物。陈献章是明初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吴与弼的学生。在刻苦奋力注重践履方面，他受到吴与弼的很大影响。但是，他与谨守程朱理学传统的明初学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注重独立思考。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种精神在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无疑是一声惊雷，他的思想成为明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极力倡导“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后继者王守仁高举陈献章的大旗，把他的心学发展到极致。万历年间，朝廷批准他从祀孔庙。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一  智慧的古代中国人经过实践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疗原则、方法。周代书籍中就有一些记载，反映了医药学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周礼》记载了医学分科、粗略的诊察疾病和内治、外治的一般原则。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医医学理论体系形成。

魏、晋至唐，中医有了全面的发展，对临床医学尤为重视。晋代针灸学与脉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宋代政府设置了校正医书局，很多古代医籍赖此得以流传后世。金元时代医者从临床实际出发，对医学理论屡有创新。明清时代，虽然也有个别医家提倡“中西汇通”，但由于闭关自守，中医药发展逐渐缓慢下来。

——摘编自魏子孝、聂莉芳《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材料二  1871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欧美社会下层民众的医疗卫生基本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完善了各层级的医疗组织，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单位大量出现，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医疗卫生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能凸显，药品供应得到了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疫苗接种，有效控制了威胁人类健康的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世界近现代史》等

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日商与英商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数量增加，为救亡图存运动积蓄了力量。

——摘引自《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材料一：在农业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清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地瓜)、马铃薯(土豆)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也大致于同时引进。明清时期,棉、麻、桑、茶、甘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二：中国的南方人习惯于吃稻米,北方人则以粟、麦为主,采用新的粮食果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中国人采用美洲的高产粮食作物,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原产稻、粟、麦等粮食的不足;而美洲粮食作物在进入18世纪之后的快速推广,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口在成倍增长。玉米、番薯等作物的传播路径,与当时的移民路向大体一致,主要是从人口稠密的大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向大河中游和上游逐渐推进。美洲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虽然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但总体上始终处于补充的地位,人们仍然以稻、麦等为主要粮食。

——摘编自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