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于成龙，出生于乡绅之家，二十三岁参加科举考试，始登仕宦之途，他为清朝著名清官，政绩卓著。广西任县令期间，每天召吏民来“从容问所苦”，宣谕朝廷慰抚之意。康熙六年，提升于成龙任四川合州知府。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经济，招集百姓开垦荒芜土地，由当地官府贷给种子和耕牛，迅速恢复生产。康熙十三年（1674）再调任武昌知府，配合朝廷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福建”任内，在他主持之下，解除千余名百姓“通海”罪名，使其免遭屠戮而获释。此外，还纠正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

    于成龙日常食用极为简陋，“日食粗粝”，“佐以青菜”。他面对江南习俗侈丽，讲究吃穿玩乐的风气，率先示范，大力倡导节俭。在他的倡导与强制下，“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减舆从，仪仗从简，毁掉涂有各种如色的华丽装饰，婚嫁不用音乐，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变。康熙时期，于成龙被人们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材料：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等等。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海瑞通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康熙统治后期一直准备立储之，但未对储君的人选表明态度。雍正继位后，吸取前朝建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切身经历了九龙夺嫡的痛苦，因此对皇位继承制度进行改革，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上谕：“今联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祥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联，联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或宜知之”。此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雍正帝用此方法将皇位传给皇四子弘历，这是秘密建储制的第一次成功运用，相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秘密建储制“择贤而立”的思想是很大的进步，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思想、作为、素质等因素深深影响着国家的兴亡，历史上因“嫡长子继承制”继位的昏庸无能之辈导致国家衰亡的实例不少，加之乾隆帝在位时期的大作为，更显秘密建储制的优越性。此外，长子继承制意味看“公开立储”，这就很容易导致皇子与大臣结成党派，康熙时期形成的“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等党派，不利于政局的稳定，而秘密建储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党派之间的斗争。乾隆四十三年谕旨：“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储，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从而将秘密建储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摘编自单精《略论清朝中秘密建储制度》

材料一：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靳辅，清康熙时一代名臣。康熙十年（1671年），靳辅“疏请行沟田法——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清则泄水，旱以灌田”。三藩叛乱时，他在池州、安庆等地部署军队，既维护了地方安定，又有力支援了江西地区的平叛战争。康照十六年（1677年），靳辅提出了治河方针：“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它采用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创造性提出“寓浚于筑”等治河方法。从而使黄河安流了30年，漕运亦安全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