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了中书省和丞相，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设置了殿阁大学士只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一般来说品级很低，只有五品。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真正出现；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根据规定，明朝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升降和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由于内阁大学士大都出身翰林，是皇帝的近臣，也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另外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多有师保关系，往往加上三公三孤，投太子三师三少，又负责筵经日讲，这些都构成了与一般朝臣不同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自然要多于其他大臣。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出现了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于江泰《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等

材料  明初注重立法，明朝统治者在“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统治思想下，为了防止官吏职务犯罪，统治者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明太祖时贪污腐败的官吏惩治格外的严厉，建国伊始就制定影响深远的《大明律》。

《大明律》雏形始于洪武元年，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太祖开始效仿《唐律》进行多次修改，对体例、篇目不断修改完善，后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颁行天下。

《大明律》改变了自唐以来的法律体系结构，便于诸司掌握和实施法律。《大明律》的内容共有460条，其中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规定较多，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名例》一卷，分五刑、十恶、八议等，大部分的条款是对官吏履职情况的规定，特别是负责监督、裁判等重要职权的监临主守的失职犯罪行为制定了残酷刑罚；《吏律》二卷，由以侧重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行为的《职制律》和以侧重处罚官吏违反办事规程行为的《公式律》这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大明律》重在整肃吏治，涉及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吏律》和《刑律》，对官吏犯罪的处罚规定较之历朝更加明确具体和严厉。

——摘编自林颖瑜《明朝的廉政法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