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唐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到了宋代，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三：相对于我国古代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言，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十分有限和迟缓的。经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与海外贸易发展规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海外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