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井田制、投田制、均田制到两税法，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四种税制。皇帝根据亲疏远近来决定其分配土地的多少以及税收负担的多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贵族要么拥有免税权，要么与官府勾结，逃避税收，最大的地主——皇帝却完全不用纳税。皇室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皇家的私库与国库之间却并非完全封闭，皇帝经常会伸手进入国库花费财政税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列举了从唐朝租庸调到明朝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从唐朝中后期“两税法”到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把人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商业。

——据《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其启示》整理

材料二：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三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一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猜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摘编自《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一：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