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史·郑和传》记栽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送）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材料二   1936年，在云南玉溪县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里发现了《郑和家谱》，记栽了郑和出使事迹：“和才负经伟，文通孔孟，特选皇廷”；“敕奉差诸官员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又拨宝船六十三丈，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所至诸国名：占城国、爪哇国、暹罗国……”；“于诸番国并海外，公干教化诸番王等无不衹顺（恭敬）；“又乃称和公之德而杨和公之行，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材料一   元明时期，棉花种植迅速发展并超过桑麻，棉花成为我国纺织业的主要原料。黄道婆在松江传授学自南海的技术，改良织机，使松江迅速成为棉纺织中心，时称“松江棉布，衣被天下”。棉纺织业内部显现出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棉布品种的多样化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出现了专门从事布匹收购经营的棉布字号。明中叶之后苏松地区大量棉业市镇兴起，棉货贸易繁荣。但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只是局部小范围的，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棉纺织业内部的新兴因子发展缓慢。

——摘编自社君立《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

材料二   从17世纪初开始，产自印度、中国等国的印花棉布大量进入英国市场。到17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棉布贸易占到其进口总额的60%—70%。起初，棉布进入英国市场用于制作地毯、窗帘、挂毯等装饰品。后来，印花棉布逐渐被英国人喜爱，成为最时尚的服饰材料。1719年，一个作者这样描述英国人的服饰：“所有卑微的人，包括奴仆都穿上了棉布服饰。”由于毛纺织商人不断向议会请愿，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议会多次通过法案，禁止从印度、中国等国进口印花棉布，并严禁使用彩色印花棉布，但收效甚微。议会没能有效地抑制英国人消费棉布的热潮，也不能有效阻止毛纺织业的衰退，反而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为英国本土仿制印度棉布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王洪斌《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1805~1846年英国棉纺织品总产出及出口和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

——摘编自普兰天《国家与市场：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研究》

材料一   明代米价表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材料二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加深，生产日益商业化，工商业市镇兴起和繁荣。同时，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正如彭信威所说，“相对于宝钞和铸币，白银是封建统治者们所不能控制的。”……由于西北地区没有白银来源，该地区的农民为了纳税只能以谷换银。由于自然灾害，谷物收成欠佳，加之白银稀缺，此时却需要用比平时更多谷物才能换得纳税所需之银两，走投无路的农民因此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材料一   明代海防的陆上军事聚落中，由外向内依次为：烽燧体系、卫所堡寨、巡检司城和关隘、驿站和驿城等。据朱璐《防守集成》载：“有猝至之敌，无猝应之方，非守也。盖敌方乘我之不知而猝然以至，若我早已擐甲执兵，□枹列阵以待，敌虽强气先泪矣……是非烽堠不可。”卫城多位于沿海重要地带，所城独立于卫城之外，堡、寨是于卫城、所城中间地带设立的军事聚落，规模不大，驻兵不多，通常没有居民混住。海上防线一旦被冲破，卫所堡寨必须承担起歼敌于海岸的重任。海防巡检司城，指设立于沿海地带、用于驻扎巡弋海疆弓兵的小型军事聚落，其作用在于“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关隘为主要海防聚落中间地带设立的具有治安巡逻性质的军事聚落，其职能与巡检司相似。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载，“驿站则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递军需兼而有之”。驿站有的设于府、州、县城之内，有的单独设驿城，建于沿海地区的驿城无疑构成海防聚落体系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尹泽凯、张玉绅、谭立峰《明代海防层次和聚落体系研究》

材料二   辽东、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和广东是明代海防的六大防区，范中义等学者将北直隶也计入，合计七大防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差别，各防区海防卫所数量和间距不同。

——摘编自尹泽凯、田林、谭立峰《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