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代，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七学。由国子监掌管“训导之政”，各学分设博士、助教主管施教。国子学只准收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和从二品以上曾孙；太学只准收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和从三品曾孙。只有律学、书学和算学才允许的收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在地方州县也设有经学博士、助教，主管教育本州县的学生，这样就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体系。

    宋承唐制而略有所减，中央设国子学、大学、四门学三学，州县也各设州县学。国子学收朝廷七品官以上子孙，太学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资格限制有较大程度的放宽。至南宋时，国子学也并入太学，官学的层次和管理进一步得到完善。与此同时，书院兴盛。南宋许多著名理学家都热心于书院教育，如朱熹就先后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书院为有志于学术的士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书院与家庭教育、蒙养教育等民间教育组织形式，是构成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一  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临安城郊的市镇“商贾骈集，物货辐萃”，江阴的江夏市“商船倭舶，岁常辐凑”，嘉兴的濮院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在南宋江南那些繁荣的市镇中，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如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

——摘编自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材料二  市镇“丝行”、“布庄”的发展，以至于明代后期嘉湖地区出现改良田种桑的现象。双林镇“俗皆织绢。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其特色产品包头绢“通用于天下”。嘉定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就单一地区，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有的甚至成为主业。就整个江南地区，经济联系突破行政区划，仅涟市镇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

材料三  明清中叶之后，江南市镇人口的主体部分是商人、手工业工匠及脚夫、游民。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即便是中小型市镇，无不是文人学士丛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请回答：

材料：中国古代政府十分重视土地清丈工作，但因为丈量工作量大、土地丈量技术比较复杂不易掌握及地主大户的抵制，土地清丈工作往往难以进行。

南宋时，面对“州县之籍既因兵火焚失，往往令民自陈实数而籍之，良善畏法者尽实而供，狡猾者豪强者百不供一”的情况，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提出经界法，建议重建农田经界，受到宋高宗的赞赏，颁行天下。其具体作法是：“令官民户各据画图子，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且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坵段，详说亩步四至”。砧基簿制成后，需要“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田产买卖需“两家各齐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鉴”否则“并不理为交易”。经界法从绍兴十三年推行至绍兴十九年基本完成，仅婺州一地便造23万余册。南宋末年又发展为推排法，史载“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竭矣。”

——摘编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材料一：两宋时期，与其他专制王朝一样，其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基础而确立的经济制度和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是贪污滋生的社会土壤，是造成无数贪官污吏和各种腐败现象出现的社会温床，是导致贪污腐败成风的祸害之源。具体而言，贪污现象的产生，尤其是贪污成风，是与封建土地私有制、君主专制、特权世袭、任人唯亲以及利欲横流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王春瑜《中国反贪史》

材料二：在量刑上，宋律加重了对贪官的处罚。宋朝还规定，对贪赃官员实行连坐制，既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还要影响子孙的仕途。明清两朝在沿袭唐宋时期惩治贪官的律法的同时，增加了罪名，而且量刑加重，追赃严厉，直至用全部家产赔偿。如犯人已死，即在其子孙名下追赃。

——黄启昌《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

材料三：纠正不正之风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教育来解决。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

——摘自《邓小平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