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宋初实行盐税法，除废除蚕盐、两税盐钱外，还大力推行官鬻法和通商法。官鬻法（也称官卖法，京东、淮浙、广东等地实行）即由官府控制当地盐的生产，并直接主持运往行销地区售卖，实行专运、专卖，一律不许私人插手。通商法（也称商运法，京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实行）即政府向商人每年收过税一钱，住卖税两钱，听尚运销。宋仁宗庆历八年，采纳了范祥的“钞盐法”，废除“官需”形式，即规定商人凡纳钱4800文，售予一票，可领盐200斤，任其运销。并设置都盐院，作为盐价调节机构，平衡盐价，以确保盐有常价，钞有定数，防止商人哄抬盐价，此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卖制。到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使盐商专卖，发售盐引。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据《宋史·通货志》记载：“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

——摘编自郝贵云《浅析我国古代盐税制度的发展》

材料一：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闫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等

材料二：11—12世纪，除原来罗马帝国时期的老城市外，西欧各地在城堡、主教堂、大修道院附近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第一类城市如英国的约克和法国的奥尔良等，它们的产品主要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是第二类城市的典型，它们主要生产和经营某些专业产品，与国内外市场都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类城市如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它们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了，并从中进一步分化出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商人和银行家作为市民阶级的上层，发展为早期的资产阶级。广大西欧城市开展了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并制定自己的法律，建立自己的武装，向封建王权和各级封建主发起挑战。一些城市中，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还建立了大学，成为著名的大学城。到14—15世纪，从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的中等阶级，已经与封建社会制度水火不容，成为欧洲反封建王权的强大革命力量。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城市的兴起》等

材料一：交换的发达，促进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北宋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贾易都使用银两。北宋的铜钱尽管铸造的比过去多，但“钱荒开却十分严重。为此，政府规定四川等地只能用铁钱流通.由于携带不方便，10世纪末，成都出现了所谓的“交子铺”，发行纸币代替铁钱。1023年，北宋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遂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铰钱作准备金，定期发行，限额125万余贯，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洪武元年，明政府颁行“洪武通宝”。但由于铜钱的铸造受到铜料不足的限制，而且商贾也习惯于元代的纸钞，因此铜钱的流通并不通畅。洪武八年，印造大明宝钞，禁止民间使用银子。但由于宝钞发行没有数量的限制，也没有兑换的机制，导致官府大力推行用钞作货币的同时，两浙、江西、闽广等地的百姓重钱轻钞，宝钞严重贬值，钞法难以推行。正统元年，政府“弛用银之禁”，下令南方部分不通舟楫的地方，可将赋税折算白银缴纳。至万历时期，要求各种租税都折银征收。民间白银的使用范国不断扩大，原来的“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习惯也逐渐改变，人们在小额交易中也宁愿使用极为细碎的银子。

——摘编自何平《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