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同化为官商模式：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因此，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

——摘编自张锦鹏《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人口的主体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是市民阶级的中坚。封建国家或贵族插手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很少，因为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加剧，西欧工商城市速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市民阶级为了反抗其野蛮统治，排除其经济干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和贝亚恩，商人阶级在某些地方通过选举共和总裁、执政官或主教而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或者以一种咨询资格而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应该说其斗争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

——摘编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一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 命。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

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 200万贯，进出口总额约为 2000万贯。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二：乌青镇（乌镇）地处江南水乡，南北各与钱塘江和太湖相通，又与京杭大运河相贯连，“四方宾客及商贾，凡有事于浙者，率取径道，舳(zhu)舻(lu)相望”。明成化弘治年间，乌镇“宛然府城气象”，镇上汇集了各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本镇“男子皆务耕桑，服商贾。”“里人贾鬻他方，往楚豫间贸易，四时往来不绝”。康熙年间的《乌青文献》说，若乌镇一区，市井数盈于万户，财赋所出甲于一郡。乌镇四乡生产的湖丝，号称辑里丝，远销国内外。每当新丝上市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十分繁忙。清乾隆朝乌 镇“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之内，居民相接，烟火万家”，成为江南市镇中人口最多的大市镇之一。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二：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分批派遣留学生，总计200余人。留学生侧重学习军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各门专业知识。多数人回国后凭借西学专长，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任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摘编自《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甲午战后，赴日留学出现高潮，到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其中多为自费。在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中留日生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留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邹容、黄兴等。民国时期，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摘编自《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  城市化固然是宋代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象征，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被忽视……城市经济活跃，市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城市的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污染。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暴发的中心。

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材料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壮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摘编自张锦鹏、杜雪飞《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出现“商业革命”的依据，对“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