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禁民私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明初，政府禁用金银交易，先是推行“洪武通宝”铜钱，后又印制“大明宝钞”纸币，故当时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而没有“银法”。但是鉴于铜钱铸造不易、纸币容易贬值，白银作为货币始终在民间流通，其贮藏、交易的优势日益明显。1530年政府推行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地税、贡纳、赋役、人头税，都归入田亩里面，计亩征银，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一条鞭法的实施，表明明朝政府承认白银法币的合法地位，扩大了白银的适用范围，使得白银的货币地位更为巩固，白银货币化过程至此达到高峰。

——据孙良玉《浅论明代白银货币化》

材料一：因为汁梁城坊市制的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980年八作使（官名）段仁海修天驷监，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海决杖”。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要求皇帝下旨，“无令过当拆屋”。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二：上海宜乐里是典型的老式弄堂，邻租界，房主是买办郑伯昭，委托英国商人白兰德挂牌出租。1924年因屡次增租遭到房客反对，以重建高档房屋为由，要求房客迁出。一些房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政府的公告，要求在诉讼结束前，房主不得擅自强拆或胁迫房客搬离。白兰德公然撕毁中国官方告示，并声称是伪造。二人见中国官方并未深究此案，便带领租界工部局巡捕武装强行拆除。

——摘编自杨美《保“家”与卫“国”：1920年代上海宜乐里案研究》

材料三：1954年10月北京市委在《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中，明确了“对城区实行重点改建的方针”。1955年2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城区土地工作须知》，对城区建设用地拆迁安置做出了具体规定。只要涉及拆迁工作，市政府都要召开协调会，设置专职工作机构，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多种形式的安置方法，极大地满足了拆迁户的要求，保证了首都旧城改建工程的顺利进行。

——摘编自陈光《20世纪50年代北京旧城改建中的拆迁与安置工作》

材料一：北宋境内三分之二的耕地都在南方。南方水稻亩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加之南方普遍实行的是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北方。就手工业生产而言，由于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茶树、桑麻、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以此为原料的制茶、纺织、榨糖等行业在南方地区自然更加发达。由于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东南地区的制瓷、日用器皿制造业等因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而更加具有活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财赋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基础。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

材料二：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大提高，导致稻米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不敷需要。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因桑、棉的种植致使粮食紧缺，需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运入，于是出现一些粮食业市镇。商人由湖广、江西运入大米，再由米行转卖到邻近各城镇。江浙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棉花种植很多，但仍供不应求。北方的河南、山东是新发展起来的植棉区，产量亦很可观，但棉纺业并不发达。当时南北方出现棉花和布匹的对流。

——摘编自王天有等《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