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一：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则其道得之矣。在当时，人民既无有设立银行之能力，而举国中无一金融机关，而百业坐是凋敝。荆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创此法以救治之，非有过人之识力而能若是耶？

——梁启超《王荆公》

材料二：王安石变法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大无畏精神，力求把变法革新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是想尽量用经济的办法管理国家财政，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请回答：

①两汉时期形成“中朝”“外朝”格局，使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不能参与决策

②唐朝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相互牵制

③北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设三司使管理财政

④元朝行省的最高长官是平章政事，统领钱粮、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

材料：有论者指出：“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这标志着“原来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抑商政策开始向经济性强制的征商政策转化”。同时，商税征收制度化，也是对商品生产者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因为比起唐末五代对商税的横征暴敛，商品生产者缴纳一定的商税，以换取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从成本来讲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全国各地曾努力革除五代十国时翔苛刻的征商弊制，并严格约束各级理财机构和征商机构，防止其过度苛征暴敛，使商品生产者的交易费用降低，商税征收制度化，说明“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因为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许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政府“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摘编白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