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代初期，延续北朝和隋代的均田制，把政府控制的田地平均分配给失去土地的农民，但政府分配给失地农民的田地只是全国土地的一部分，王公贵族和官员在土地分配上占有绝对的特权，土地占有的不均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唐初，普通农民的税收主要为租、庸、调三种类型。“租”就是均田制下对农民所得土地所征收的田税；“庸”是劳役；“调”则是对农民家庭经济作物征税。唐初的“租庸调”，不管农民资产的多寡，都统一按照一个标准来纳税。即按照人口纳税，而非按照个人或家庭的资产来纳税，但是到了唐代中期，土地兼并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的田产都集中到那些不用缴纳田赋的官僚、豪强、大地主手中，但“租庸调”的税制却依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个人田产的占有量存在着巨大的悬殊。

    唐德宗建中元年，鉴于“租庸调”税制极为严重的弊端，实施了“两税法”改革。所谓的“两税”，并非是指两种税收，而是指田赋在夏、秋两个固定的时间统一征收。而“两税法”实施之前的“租庸调”，往往较为混乱，征税时间过长，效率很低。“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不管是本地人还外地人，只要在当地拥有田产，就必须按照田产的多寡来缴纳田赋。而且“两税法”是以钱计税，然后再换算成实物来缴纳，开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

——梁盼《唐代的税制改革》

材料：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全国划为十道，置军府684个，其中关中地区占261个，占全部军府的41%，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格局。还将骠骑府、车骑府改为折冲府，以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分任正、副统将。所有军府均隶属于12卫府及东宫六平，新冲府分为三等，担任宿卫、镇戍和征战的任务。……军府和地方长官无隶属关系，但州刺史也负有一定的军事责任。如征发府兵时，朝廷向州刺史、折冲都尉同时下符奖，会同勘契后才能发兵。又如对练兵也有检查督促职责，加上州刺史品位被一般折冲都尉为高，故习惯上有上下级关系。

    《新唐书·兵志》称：“府兵之道，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社渐，绝祸乱之萌也。”

——摘编自《中国古代兵制·唐朝兵制》

材料一：秦汉实行独相制，从事实上废除了宰相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开创了宰相任免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宰相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令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隋唐开创三省六部制，变独相制为集体宰相制，变乾纲独断为集体议政，在中国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三省长官分工合作，互相监督，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一言堂”；另一方面，尚书执行、中枢决策、门下封驳所形成的决策执行监督一体化的权力运行机制，也使得我国古代的政治架构逐渐去除了原始的粗糙，内部的稳定性大大加强。

——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

材料二：依照洛克的分权论，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其中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可以否决议会的法案，联盟权亦属于君主，可见洛克的分权论是限制削弱，却又不抛弃王权，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议会在限制王权时，保留了国王的许多特权。光荣革命后，英国法律以“默认”的方式保留了国王的许多特权。对此，一位学者说的真切：“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法令确定了不得违反的某些规定，而对其能够怎样行动却未明确规定。

——阎照祥《英国虚君制的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