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唐中叶以后，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而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唐代海上丝路的繁荣与广州的极盛，是与中国安定团结的统一局面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隋代开辟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唐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唐代又不断完善驿道设施，广州与长安相距数千里，快马三日可达。尤其是开元四年（716年）凿辟大庾岭道，把控粤赣咽喉的险峻山路，整治成荡荡坦途，使运河的南北大通道经赣江、北江而南伸至广州，大大缩短了丝绸之路的启发港广州与内地联系的路程。

——张难生、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材料二：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三：在2014年4月10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委员杨洁麗指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把经贸合作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增加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使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率先受益。”

——摘编自杨洁麗《亚洲国家应增进互信，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材料一：唐代对于市的设置，有明确规定“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依据唐市令的这一规定，唐代的市可分为四个等级，即都市、府市、州市和县市。都市，通常指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市。长安有东西两市，洛阳有南北两市。同时，唐代在各级市均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吏。

——摘编自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入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这种空间结构的呆板性和落后性，故而坊市界限被打破，街衢两旁商店林立，店铺“侵街”的现象屡次发生。宋人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在思想领域引起“功利主义”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的进入市场。兼做小商贩，官僚士人也参与商业活动，甚至寺院僧尼经商也普遍化。许多上层士人“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才之多少。”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场管理简论》

材料三：明清时期，政府改革赋税制度，从而减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增加农产品产量，还引进高产作物，如玉米、马铃薯、花生等经济作物，并且出现农业作物的分区，农产品逐步向商品化模式发展。手工业领域开始出现了手工作坊，打破以往“男耕女织”的生产局面，并且出现劳动分工现象，为创造更多的社会商品提供了契机，这对促进手工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领域，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的市镇经济逐渐兴起，并且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和区域性的商业中心。

——摘编自姚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