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取得明显成效，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从而使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成为可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宪宗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作为唐朝后期饭有作为的皇帝，宪宗选拔的宰相如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裴度等人都有所建树。鉴于德宗四面出击方针的失败，宪宗改变削藩策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同时，选择易于攻取、基础薄弱的西川、浙西节度使开刀，然后使“五十年不沾皇化”的魏博镇表示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裴度和名将李愬的运筹帷幄，使中央与淮西节度使的大决战取得最后胜利。平定淮西，引起强烈震动，诸镇纷纷献地献质表示归顺，一时朝廷鼎盛，形成了“元和中兴”（806—820年）的局面。

《资治通鉴》称：“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无怪乎后人要称颂宪宗“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了。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概要》

材料：隋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以后，为巩固统一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文帝即位当天立即宣布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参议国之大事……无其人则阙”，实则只是给予大臣以荣誉的虚职。五省即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秘书掌国家图书典籍，位高职闲；内侍管理宫廷内部事务，全是宦官；真正负责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五省之外，设御史台掌监察；都水台掌水利。隋炀帝大业三年，又新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虚职进行废除。

开皇三年，文帝正式下令停止州郡中正官品评人物之权，同时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员，后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二级制，但魏晋以来州比郡高，以州改郡，相应也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同时还并省诸郡。官吏任用方面，隋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汇报工作）。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沿袭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至此已发生质变。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五代十国（907—960年）时，众多百姓遁入空门，不事稼穑的僧尼越来越多。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诏令限佛。相较之前的“三武灭佛”，此次限佛没有大量毁寺院、屠僧尼、焚经书，而是通过整肃佛教以除弊兴利。诏令无朝廷批准敕额的寺院一概废止，僧尼及佛像经卷可到有敕额的寺院安置。凡有僧尼私自建寺院，或为他人剃头受戒，举报或自行捕捉可获优赏。僧尼中有罪者，依法科刑，勒令还俗。禁止舍身、烧臂等伤害肢体之行仪，如有此类，强制还俗配流边远。造妖言妖书者，量罪科刑。每年造僧账，藉内无名者均令还俗；身死、逃亡、还俗者，次年改账削籍。出家须得父母及祖父母许可，若是父母祖父母无其他侍养之人者、刑罚在身者、贼盗、逃兵等均不得出家，违者重罪本人及师主。出家还须由官府检验背诵一定页数的经文，受戒则须通过经业考试，才能获得度牒。此外，除军、政、民、教正常使用之外，收缴铜质佛像以铸钱，官府按质论价收购。

——据吴枫《隋唐五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