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君毅先生认为西方成就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理论依据出于对人性中的“原罪”的

戒慎恐惧和克治省察，以及对人性中的阴暗面的高度不信任，从而建构出一整套制衡和监察之法律机制和政治设施，以防止政府和当权者滥用权力。中国崇尚性善论的道德之治，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胜于立法限制。由是可见，西人成就民主政治，中国却迟迟开不出民主政治的生命之花，两者最重要的理论差别在于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截然不同的“人性假定”。中国的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西方文化的原罪论则把每个人都视作可能的坏人。“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人治”与“法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亦有相关论述，并直接点出了道德操守治国的不可行性。

材料一：国内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雅典40多万人口中，只有4.2万人享有公民权，其中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6左右，其余9/10的居民，包括11.5万奴隶、2.85万外邦人和占人口一半的妇女，都被剥夺了民主权利，据此，该观点认定雅典民主仅仅是奴隶主阶级的少数人民主，从而给予了否定和批判。

很显然，这种以现代普选制民主为参照系的结论是有悖于历史主义原则的。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本是一个逐步扩大的长期缓慢的过程，即使作为民主宪政先行国的英国，晚至1831年时也只有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才拥有选举权，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的4.4%。选民比率还不及古代雅典的一半。因此客观地说，在2500年前能有1/10以上的居民享有民主权利已经难能可贵了，……确信雅典是19世纪以前世界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

——程汉大《雅典宪政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材料二：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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