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文帝慎于用法，主张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即位后即对刑法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完善封建法制。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与此同时，又下诏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文帝十三年还下令以笞刑、徒刑、死刑取代三种肉刑（黥、劓、刖）。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而奸不止，这是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尽管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但无论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之说。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赦免是中国古代封建君主治理国家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赦免，把它当作稳固皇权的重要措施。赦免在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措施，而是原始典籍中出现的一类有关“仁政”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赦免具有临时性、随意性，诸侯国中的大赦之法基本上都是特赦。汉代以后，统治者开始经常性地使用赦免。《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诏曰：“倾狱多冤人，用刑深刻，联甚愍之。”因而大赦天下，使人们从事生产。赦免权力开始逐渐地收归中央，赦免成为一种习惯法，名目和次数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袁文超《中国古代赦免现象分析——古代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側面考察》

材料二：到了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是欧洲的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及基督教的兴起，赦免被作为“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尤其是在12世纪，基督教中爱、罪、救赎的经典教义，直接影响到教会法对异端问题的处理，从而逐步形成一种相对理性的神权赦免制度，即上帝因为博爱，有权赦免那些有罪之人而正是这种神权赦免为世俗间的王权赦免奠定了理论基础。“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中君主权力合法化的典型思想及理论，君主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行者，其一切权力都被认为是上帝授予的，其中就包括了赦免权。因此，君主有位于法律之上的宽恕他人的权力，即赦免一个被法律判罪之人的权力。也就是说，君主在代为行使上帝所有的赦免权。

——《特赦鉴照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