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汉归义羌长”铜印

①民族关系   ②对外贸易   ③篆刻艺术   ④行政制度

材料   秦汉特别是汉代，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在文化方面，在战国时代的基础上，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知识和科技能力，都站在当时世界的前列，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使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四邻，且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故得以通过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在日常生活方面，唐代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期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在服装方面，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唐代则从胡服演变成为窄袖、瘦腰、翻领、着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长衣……印度的数学、中亚的天文学，都被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的理念部分，唐代儒学在前期并没有太大发展，至韩愈后，儒学才有新动力和新方向。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一：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称“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韧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一旦在军事上取得支配地位，建立统一政权，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就不是外部入侵，而是内部叛乱和瓦解。因此，历代统一王朝在治国策略上都是重点防范内部反频，中央政府只要能维持内部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就有能力安定边疆和应对外患。所有的集权国家基本都依靠两种控制手段——按人事实行控制和分地域实行控制——才建立有效统治。

——摘编自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 与历史证据》

材料一：史载武帝好 《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当时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贏，不如一经。”

——据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材料二：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救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