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汉自武帝时创立太学，所谓“太学”，其实质就是儒家式的大学，太学的教授是五经博士，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在太学实行“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的政策，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艺（一经）以上者，形成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西汉后期，五经博士增加至十几个，太学生也增加到几千个，太学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中心。

——摘编自毛礼锐《汉代太学考略》等

材料二：（东汉以后） 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故论学术，祗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矣。

——摘编自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

材料一：董仲舒从天人相副说出发，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者与“斗筲之性”者，一为天生的善，一为天生的恶，无可改变，惟“中民之性”者可经教化而为善。

——张世英《儒家与道德——在基本人权平等前提下容许差等之爱》

材料二：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材料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儒林传》

材料二：朱熹著《四书集注》，采择理学家中与己意相合的论说，加入自己的比较通俗浅近的注释，使理学借四书而得以传播。朱熹极为重视少年的教育，著《小学集注》，收集《礼记》、《曲礼》、《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三纲五常的说教，教育青少年遵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又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供儿童学习。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酒扫涓洁、读书写字，直到杂细事宜，都作了的具体规定。

——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

据此推断，西汉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