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及其以前，普通家庭亦有正夫、余夫之别。正夫从行投则为正徒，从军则为正卒，正夫实即小家长，余夫即在正夫之外的到达一定年龄而又不独立门户的诸子弟。在宗法制下，宗子继承产业，余子弟靠长兄过活，也养成了一种依赖性心理。在宗法大家破坏之后，有些子弟，甚或一般庶民之家子弟仍乐游散而不治室屋，此类人往往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商鞅变法改革家庭组织制度，一方面细析家庭，使子弟自食其力。另一方面，对不分异之家的余子“要括出而令其与正夫同等服役”，即所谓“均出余子之使令……秦于授田征役中则本无正夫、余夫之别，而是同一标准，均列为编户齐民。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都简单化了。

材料二  秦的分户政策量带有暴力强制性，但却是建立在普遍土地国有制与国家投田制基融之上的。成年男子分居立户，政府给予一定数量的份地，这使使个体小家庭获得了独立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一一一个体小农经济

——上述材料皆满——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一：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西汉]晁错《论贵粟疏》

材抖二：清朝前期，政治相对安定，耐旱、耐寒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口迅速增长。据研究，康熙十八年（1679年）全国人口已达1.6亿，经过一个世纪，至乾隆末，已突破3亿。“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说，“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稗益”，要求“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规定新开水田六年后纳税、早田十年后纳税，禁止地方官吏阻挠或趁机勒索，对垦种成效显著地区的官吏予以奖励。至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告诚：“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要求：“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汉族与少数民族）垦种，免其升科（税负），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

——摘编自《清实录》等

①要求打破等级秩序

②带有“举贤”思想

③追求自由平等公正

④背离礼治法治主张

“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问题：提炼作者对中国文明的观点，并结合所学论证此观点形成的原因（依据）。

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