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有人认为“对于鲜卑族的灭绝，孝文帝有责任，因为是他将鲜卑族的一切符号抹去，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衰亡。”

材料一：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体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科举考试也往往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考生必须要有籍贯，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在唐代初期，士人是由户籍所在地举送的。宋朝时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士子只能在本籍应试。此后，科举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渐趋加强，清朝更是按省划分科举名额，并为官籍、商籍等设立科举名额，创立宗室科举制度。为了贯彻分省取士制度，清政府还要求严查考生的户籍。

——摘编自李文芝《明清科举冒籍研究》等

材料二：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户籍的法律。该法将“人籍”（注：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注：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年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起诉讼抗告的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一批批离开土地的农民纷纷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近代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王海光《中国户籍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1908—1949）》

材料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弱肉强食，当权者都能看到商业在图霸、兴业中的作用，卫文公为发展经济“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晋文公也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

——万李义、孙涛《春秋时期私营商业兴起之原因浅析》

材料二：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三：两宋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朝代，国家的商业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宋朝早在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就“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征商则例及创收”。并明确规定“场务（征税机构）不即（及时）检税，若收纳力胜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政府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四：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通行的都是居家养老，并形成一整套的完备体系。民间社会通行的主导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因“孝”为“忠”之基础，故统治者提倡的也是以孝治天下。自隋朝开始，法律就严禁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女“另立门户、分割财产、供养有缺”。在思想观念上，民众自幼就接受儒家孝道教育，元代《二十四孝》成为专对幼儿进行孝道教育的通俗读物。历朝还经常以皇帝下诏的形式旌表和奖励孝子，康乾时期还曾多次在宫中举行宴请民间老人的“千叟宴”。除此之外，宋、元、明、清时由官府举办的救助机构遍设于全国府、州、县，历代还有各种养生方法的流行。

——摘编自郭培贵《中国古代养老制度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中国现代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比表

——孙贵博《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