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老子》三章提出“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即君主只要使民众吃饱穿暖、身体强健供自己驱使就可以了。《孟子·尽心上》篇强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摘编自林荣《<吕氏春秋〉与百家合流》

材料二

传统民本思想家虽然提出了“社稷重于君主”和“天下为公”的信念，但是他们所讲的“私天下”与“公天下”是能够由君王进行黏合的，建立了“君为臣纲”的关系规范。明清民本思想家主张以社会分工为理论，确立君主与宰相的同事关系，宰相享有和君主在行政上“共议可否”的权力。

——摘编自石春艳《明清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一

自春秋后期以来，随着生产的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要求出售，又越来越多地要求购回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许多手工业奴隶也得以解放，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其产品更是以出售为目的，因为不投入市场就不能换到生活必需品和所用的原料。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重点落在剥削阶级居住和为它服务的人群集中的地方，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也出现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山林薮泽的大量开发，手工业品的地域分工，各地区自然形成的特产品丰富多彩，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条件下，商人们加强活动，充当了地区间经济联系的中介。

——摘编自实心菜书斋《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商业的新发展》

材料二

隋唐时期，商业的经营范围在长安城有东市和西市。当时是实行宵禁的，黄昏时分击鼓四百下城门就得关闭，鼓声六百下坊门就得关闭，行人得赶快回家，慢了就要挨板子了。虽然有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感觉当时是夜生活丰富，其实也都是一些有特权的官员生活状况。到了宋代，夜市才算是真正红火起来。据《咸淳志》临安(杭州)有珠子市、菜市、米市，及鱼蟹花果诸行团，皆四方物货所聚，后多迁变。

——摘编自百度文库《中国古代商业与政策》

材料一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摘编自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求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是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顾(炎武)王(夫之)两先生，是讲程朱理学的。黄(宗羲)先生是讲陆王之学的。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反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在此都觉得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稍一深思熟虑，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