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国风之篇）之遗欤？

——冯梦龙《山歌》

材料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材料三：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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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意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交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