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在治理手段上，儒家先哲共同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用仁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法家推崇的“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即君王统治臣民的工具；就治理思想而言，儒家以仁、德、礼来规范权力，君权神授的观点也一定程度规范了权力，法家也要求君王要循道用天。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大一统”形成共鸣性认同，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心理需求不断地绵延存续，符合历史的潮流，但也易形成君王认为权力随心所欲地使用理所应当。王朝的更替，都是在一个权力中心的统治之下。

——据宋清员《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等

材料二  古希腊城邦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群自由、平等的城邦公民走向广场等公共场所，基于说服和对话的方式共同商议有关公共生活的事宜，并通过制定契约或法律来规范公民之间的生活，以此种方式共同追求至善的城邦生活，这种众人之治意味着法治。古希腊人认为一个人的统治（君主政体）容易导致对臣民的暴政，从而滑落为僭主统治，那将是人们的不幸。古希腊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思维，到罗马基督教倡导神人二分，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划分，这种二分思维对以后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二分起到促进作用，注重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从而保障个人权利。

——据宋清员《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