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南迁的北方人民对面食的需求推动小麦种植

   ②《农政全书》的刊刻推广了先进的种植技术

   ③稻麦兼种技术的发展为小麦种植提供了条件

   ④曲辕犁开始从北方引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农具的发展变化

材料二 新石器时代，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已出现农耕活动。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商鞅变法奖励农垦的政策， 增加了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量，关中平原由此最早获得“天府”的誉称。郑国渠建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据司马迁记载，秦汉时关中财赋占天下十之六。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战乱，人民“避地江南甚众”，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使江南地区成为农业发达区。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人口又大批南迁。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宋朝时出现的“苏湖熟，天下足”的现象。

进入明代后，原先曾经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民之米谷向藉(凭借)外江商贩接济。”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作为“天下粮仓”成为定局，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 源源不断供应江浙各地。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三    《醒世恒言》叙述：明朝浙江淳安县人张迁，贩售漆油等物品，致富数千金，于是购置田产，成为大地主。《清代全史》叙述：杭州人张瀚的祖先在(明朝)成化末年购织机一张从事纺织，织布精良，“每一下机，人争鬻之”， 因此获利甚多，后来织机发展到二十余张。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 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请回答：

材料一：中国的“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是极为突出的。古代文献中就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等等。古人还有把一切技艺都归结为食的惯语，如把政治比喻为烹调：“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千年来，中国人的“食”，从食物来源、加工烹饪技术到饮食制度都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从最初的南稻北粟到宋元时代的南稻北麦以及外来物种的传入，进一步改变了、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以品系繁多、工序复杂著称的“中国菜”烹饪艺术在南宋时期也趋于成熟。以至于后来马可波罗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食谱几乎构成一个庞大的动物园。聚宴的形式也由上古的“分餐制”变成了围桌共餐等。直至今日，喜谈中国文化者仍然关注有关“食”的观念，如以“吃了吗”为打招呼用语，以吃喝作为社交乃至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直到从中式饮食中考证传统伦理原则及思维方式等等。

——摘编自秦晖《千年回顾：民以食为天》

材料二：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等。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比如有些人盲目地把吃野味作为一种时尚。

——摘编自陈光《从衣食住行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