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却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议事会成员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根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各法庭审理的案件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各庭的房间、法庭主持人、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也由抽签决定，其责任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需再次抽签。

材料二：魏晋南北朝时，握有实权的先是尚书省，继而又有中书省、门下省，逐步形成三省体制。……唐朝时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掌决策，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事无不总”，负责执行政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

材料三：夫近百年来，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一中心问题，为如何求自强以御外侮。此一自强运动，实始于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而甲午一战，则为此初期三十年自强运动失败之总结也。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材料四：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以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构想为基础，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留下每代人智慧烙印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吴邦国《“七确立”与“五不搞”描述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摘编自《民主与民主：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述评》

材料一：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排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孪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