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早在西周，统治者已认识到，谁拥有“德”，拥有“民心”，谁就拥有“天命”。儒家不仅以天作为威吓和限制君主的力量，而且还以“礼”限制君主的行为。尽管儒家“天命”“礼教”思想中存在着制约皇 权的因素，但观念不是法律，缺乏具体的针对性。相比于思想观念，谏诤制度、宰相制度、廷议制度等制度层面对皇权的制约最有约束力。 

 ——摘编自赵燕玲《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材料二：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分为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关于“君上大权”，除了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还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欲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 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 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摘编自王洪涛《论清末新政中的制度变革》  

 确凿的史料证明，中华民族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主张创新、与时俱进这一光辉思想。它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兴旺发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期，还是处于历史低潮、救亡图存的时期，中华民族都能坚持和发扬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传统。这种传统如黄河长江，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生命基因，一种促进我们民族求存求强的内在力量。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产生和存在过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主张守旧、反对革新的消极思想，诸如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凡事“法先王”、“恪守祖训”，直到当代还有“两个凡是”的主张，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但它们毕竟不是主流，即便得势也只能是一时，并终将被主张创新、与时俱进的洪流所荡涤。 

 ——摘编自张首映《主张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某一方面的与时俱进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 

 材料一：公元前770年，也就是西周灭亡的次年，周平王在东都洛邑即位，此后进入东周。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材料二：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