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有过不少建树：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提倡世界语等。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摘编自陈漱渝《“五四”前驱国学健将》等

材料一：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认为无论任何学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一以学诣为主，讲授以不背思想自由为界限。…他对陈独秀早表钦佩，近又读过一年来的《新青年》，益觉陈的见解多和他相合，遂聘为文科学长，共商整顿大学办法，罗致优良的教师，一向以腐败闻的北京大学，气象大变，面目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整理

材料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正在寻求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北京大学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一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新军开始组成。

——引自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