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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一：自“文艺复兴运动”起，欧洲开始独步世界文明的前列；“发现新大陆”后，更开始了世界性的扩张，到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挟工业革命唤起的强大威力，基本上实现了对全球的统治。在那个时代，“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这样一些思想，很合乎欧洲人的胃口。于是，达尔文认为仅适用于生物界的“进化论”，被“误读”为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达尔文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19世纪后期，严复（1854-1921）被派遣到英国留学。从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来到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国度，加上欧洲社会的公共传媒与社会舆论弥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使严复对欧洲文明的认知和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不能不受影响。他认为：中国应当向欧洲学习的东西，比“坚船利炮”和工业科技以及自然科学更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欧洲的“人文典章”。严复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天演论》之后，“进化论”适合于“生物界”的思想与内容被完全略去。这样，“进化论”就成为专门适合于“人类社会”的理论了。
——据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整理
材料二：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因之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胡洪梓也因之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为胡适；五四时期，陈独秀则作了进一步发挥，“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但在看到西方功利文化的恶果后，严复日益认识到中国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进而开始从学习西方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答案，遗嘱中更是提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