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种现象使得社会各阶层流动性增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②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③有利于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④有利于社会上重学风气的形成，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材料一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材料二  1967年英国通过《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规定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终身任职，直到退休年龄。只在行政监察专员有严重不法行为时，由议会两院弹劾才能免职。监察专员的职责是监督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保证他们依法合理地办公，防止其不当活动侵害公民的正当权益，保证对受到政府不当活动侵害的公民提供必要的补偿。监察专员管辖范围，限于公民因中央行政机关的不良行政（包括行政人员偏见、疏忽、迟缓、不作为及其他）而使利益受到侵害时的申诉。

材料三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

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17条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18条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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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科举意在“尚贤”，但又竭力维护公平，以应对“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故明清两代科举，严格限定知识范围，而以“四书”为准，否则，科考便须“多买书，多求学，平民寒士的力量多半办不到，那么考试起来一定还是图书满家的贵家子弟占有优势”。但“四书”经义要“讲是非，是非转无标准”，遂以朱熹《集注》为圭臬，“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则录取标准又难定”，复又严格限定文体，强调答卷的格式化或标准化，即考生作答须用八股文，因其“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取舍之标准”，且令评卷者难逞一己之私意。此外，殿试、锁院、弥封、誊录、截角等，无不意在维护公平。清代还规定官员子弟参加乡试，须另立“官卷”以区别于“民卷”，并发展了明代南北分卷的做法，通过“分省取中”避免倾轧文风不振之地。同时，明清两代还屡因科场案件而兴大狱，涉事官员动辄杀、遣、革、降。

——改编自杨国强《衰世与西法》、钱穆《国史新论》等

材料二  清政府曾以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能，但科举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突然废除，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时能否比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严复就曾批评北洋学堂“弟子无得意者”，“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至此，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而且，蔡元培等多强调读书与做官分开，但若学堂仅为教育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士大夫既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那时有人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报人王新命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此外，传统中国士人多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废科举后读书人则基本于城市定居，不再讲求叶落归根，则城乡渐成分离之势，而乡村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也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出现“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

——改编自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