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忽必烈登基后在《即位诏》中表示：祖宗创立基业50余年，“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他决心“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忽必烈幼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仰慕中原文明，常与汉族知识分子讲论圣道，决心仿效李世民，“思大有为于天下”。1251年，蒙哥汗命他主管漠南汉地，使他有更多机会熟悉中原文明。即位后他明确宣布，改变太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的观念，确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期与物以更新”。忽必烈严厉禁止屠城，兵临南宋临安时，使临安得以“九衢之市，一代之繁华如故”。废除州县官世袭，释放奴隶，重用汉官，劝课农桑，反对毁田放牧。诏令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改革蒙古旧制，“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实施行省制，加强对边地的管理。忽必烈改制取得巨大成功，初期就“民安赋役，国用粗足，政事更新”，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

——据《元史·世祖本纪》等

材料一：至迟自西周开始，已经就医药事物而设官立制。汉代出现太长太医和少府太医令两种职能上有所区分的官职；北齐发展为太常寺太医署和门下省尚药局两种机构。隋炀帝时将药藏局归殿内省。实现了药藏局职能与隶属关系的统一。唐朝建设医疗制度，在中央设立了各级医疗机构；在地方也设立了一定数额的医学人员,配合这些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设置，唐代还针对医疗事物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此外，根据各个时期需要，唐代的皇帝还曾针对医疗问题发布过一些敕文。宋代重视医学，政府设有各类医疗机构。宋初设翰林医官院，掌供皇帝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又设太医局，掌疗官吏军民疾病；以“恤贫疗疾”为宗旨的社会救济设施也随之建立。同时政府建立了将翰林医官院中医官剩员派往地方行政单位服务的“驻泊医官制度”。政府还经常性地施药济民，尤其在疾疫流行时，更是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诊治灾民。此外，政府重视医官考核和医学人才培养，为总结前代医学经验，政府也多次下令征集医书、方论，对之进行校订、编辑和刻印出版。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大都市，医药普及程度已相当高，闹市摆摊卖药、走街串巷行医者、医官药铺数量众多。总之两宋时期，经过政府和民间各阶层的努力，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医药知识得到普遍推广。

——摘编自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朱瑞熙等著《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材料二：18世纪初，英国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政策大都由教会或救济院完成，虽然有医生得到政府的公共基金照顾贫民，但法定的医疗政策仍未提出。医疗保健主要还是自由市场和民办组织的事情，但无论教会还是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对穷人来说都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时期，人们可能把多数医疗描述为“等级社会的市场”。内科医生得到贵族信任，外科医生是有权有势者的随从，也可能为当地贫穷病人或者伤员提供服务的修补工，药剂师出售药物也附带看病。18世纪后期，医疗制度渐趋完善。政府将改善医疗状况作为完善城市工业经济条件的一项方案。信息传播的改善也使报纸上刊登许多医学专利广告。同时医学也被自然哲学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有序化所感染，医学开始像牛顿的物理学一样具有确定性。在此基础上私立的医科学校与医科教学制度也被逐步建立。

——摘编自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

材料：东汉末年，名士世族势力庞大，他们控制中枢与地方政权，出现数世卿相的家门，这些人又没有足够的治理才能，以致风气日薄，政令日败。几十年间，政府登记的人口，由五千六百多万减至五六百万，这些减少的人口大多出于逃避过重租赋、躲避乱世的目的，荫附于豪强地主。由此，国家的赋税收入流入豪家大姓手中，而人口逃亡最严重的北方区域，正是曹操意图借以平定四方的地盘。曹操将改革矛头对准了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即世家大族集团。他压抑名士世族，变易选拔人才标准，淡化门第色彩，崇奖功能才术，提拔有一技之长的人。禁止世族结党连群，严刑峻法，“不避豪强”，甚至以杀戮的手段对付孔融、杨修、祢衡等世族名士。同时严刑禁止逃亡，奖励与强迫民众内徒，推行屯田制度，促使荫附人口脱离豪强地主。屯田奠定了曹操平定北方，乃至后来魏灭蜀、晋灭吴的基础，但并不能完全禁绝人口荫附于豪家。世族名士的实力依然健在，曹操也不得不礼待名士，到了司马晋代，更是中央集权对世族集团的大败退。世族集团历经数百年积淀，是一支有着雄厚政治经济基础的社会势力，在其鼎盛初期，曹操无法将其扑灭，也未能截断汉末百余年来颓风败俗的延续，但曹操的改革为以后南朝历代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